农史名词琐谈

闵宗殿

一、山药名称的来由及其他

    山药原名薯蓣(Dioscorea opposita Thunb) ,是种多年生的缠绕藤本植物,食用部份是薯 蓣的地下肉质块茎。名字最初见于《山海经,北山经》:“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 之泽,北主望少泽,其上多草藷藇”。后来由于受避讳的影响而而名为山药,唐代的第十一 代皇帝是代宗李豫,因蓣豫同音,为避李豫讳,改薯蓣为薯药。至宋朝嘉祐八年四月,英宗 (赵曙)即位,又由于薯曙同音,为了避讳,人们又称为将薯药改称为山药。从比薯蓣之名 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宋,高承《事物纪源》卷十载:“山药,即本草所谓薯蓣者也。唐避代宗嫌名,(按:唐代宗名预)故民间呼薯药。至宋朝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人避嫌讳,(按宋英宗名曙)遂改曰山药,自此全失其本称矣。”由此可见,山药之名完全是古代避讳制度的产物。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种礼制,它是指对当代君主或所尊者在文字上不得直书其名,必须用其他方法来加以回避,这种方法就叫避讳,那个不得直称的名字,就叫讳。这是封建社会中“尊祖敬宗”宗法思想的一种反映。避讳起源于周代,战国时讳名的习俗已经在社会上流行,秦汉时代,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不断巩固,讳制也更盛行,并开始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农业上所用的名词,有些也涉及至到当代君主或所尊者的名字,由于触及避讳制度,因而也受到了避讳的影响。

   这种影响早在汉代已经出现。汉高皇后姓吕名雉,按避讳制度,雉必须避讳,代名野鸡。《史记,封禅书》:“野鸡夜雊。”注:“雉也,吕后名雉,改雉为野鸡。”原文应是“雉夜雊”,因为避讳,而改成了“野鸡夜雊”。现行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惊蜇”,在《左传,桓公五年》中作“启蜇”,为了避汉景帝刘启讳,刘安在《淮南子》中将“启蜇”改作了“惊蜇”。 

   汉代以后,这种因避讳而改名称的事累累发生。十六时,石勒建后赵国称帝,事物中凡与他名字相同的,都得避讳,据宋,高承《事物纪源》卷十记载,因避讳而改名的作物有罗勒,“兰香,本名罗勒,后赵石勒以罗勒犯已名,改为兰香,至今以为名也。”诃梨勒,“本出南海诸番国,胡人谓之诃梨勒,后赵时避石勒名,改曰诃子,故今犹云然也。”石勒本人是羯人,羯在古代统称为胡人。石勒又讳胡,凡带胡字的都得避讳,例如胡荽“石勒改曰香荽。”据《植物名实图考》卷四引陈藏器谓:黄瓜本名胡瓜,“石勒讳胡改名。”

    唐代又将讳名发展到讳姓,唐王朝是李家的天下,因鲤和李同音,唐代公然规定不准吃鲤,不准叫鲤鱼,只准称“赤鯶公”。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鯶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武后时,武则天编了一部农书叫《兆民本业》,由于要避唐太宗李世民讳,书名便改成了《兆人本业》。

    唐代末年,军阀割据,各自称王称霸。钱鏐占江南,杨行密据扬州,因为是土皇帝,也照例推行避讳制度,一些农作物因而亦被改名。《野客丛书》九:“钱王讳鏐,以石榴为金樱 ”,又说“杨行密据扬州,扬人呼蜜为蜂糖。”称石榴是为了避鏐,称蜂糖是为了避密。

    上述只是作者搜集到的部份例子,没有搜集到的肯定还有,可见古代的封建宗法避讳制度对 农业也是有不少影响的。虽然它在生产上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它对物名造成了混 乱,给人们在识别农业名物时带来了很多麻烦和不便。(2003/3/31 

2、关于玉米的名称问题

    玉米原产于美洲大陆,当地称为麦兹(maize)。明代中叶传入我国以后[1],是我国人民给它另取的一个名字,并不是玉米的原称,它实是美洲麦兹”的中国名。

    不过一开始并不叫玉米,最初的名字据嘉靖三十四年河南《巩县志》记载叫玉麦,嘉靖三十 九年甘肃《平凉府志》记载叫番麦,又叫西天麦。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才 有玉蜀黍之名。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玉米之名才见记载,书中说:“玉米 ,或称玉麦,或称玉蜀黍,盖亦从他方得种。”可见玉米是一个后出的作物名称。后来因为用得多了,才成为通用的名字。

    随着玉米的传播,各地又跟据自已对玉米的认识,取了许多名字,因此便出现了许多异名,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传播》中统计有99个,郭松义在《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统计有133个。其异名数量之多,是中国其它农作物中所少有的。这些异名,大多是当地百姓比照我国已有作物而取的名字(有的是同名异写),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麦、黍、秫、梁、粟、穄、芦、米、谷、豆、其他等十一类,如下:

    1、麦类:御麦、玉麦、番麦、西天麦、黍麦、戎麦、包麦、苞麦、番大麦 、红须麦、夷麦、西番麦、玉林麦

    2、黍类:玉蜀黍、玉黍、玉稻黍、金稻黍、玉大黍、玉糜黍、大蜀黍、番黍,玉芦黍、蜀黍

    3、秫类:秫、玉蜀秫、玉秫秫、秫秫、玉秫、大秫秫

    4、梁类:玉膏梁、玉高梁、大高梁、玉梁、御高梁、独膏梁

    5、粟类:珍珠粟、鸡头粟、观音粟、意粟、苞粟、天方粟、珍珠芦粟、饭包粟、鸡豆粟,荷包粟、乳粟、遇粟、意粟、芦粟、罂粟(和作鸦片的罂粟异物同名)、高粟、金豆子粟、鹿角粟 、包胎粟

    6、穄类:玉芦穄、芦穄、秫穄、球穄、珠穄

    7、芦类:苞芦、腰芦、苞萝

    8、米类:珍珠米、玉米、包米、包儿米、棒米、六角米、鹿角米、御米、巴尔米、番米、包梁米、丈谷米、芋米、棒子米、观音米、(米丰)子米、包子米、包粒米、老芋米

    9、豆类:番豆、金豆、玉豆、玉芦豆

    10、谷类:包谷、苞谷、舜王谷、六谷、西番谷

    11、其他:玉茭茭、玉榴、玉子、戎菽、玉籽、粟包、稖子、玉露、玉蜀、玉穟、腰边豹、苞果、包菽、包罗、棒子、棒椎、芦蜀、榜子、棒槌、苽、稷、包苽、苞果不过这些不同的名称,并不是随便起的,大多有一定的含义,例如:

    包谷:民国《茬平县志》卷九:“实有黄白红三色,密排成行以青叶包之,故名包谷。”

    苞芦:光绪《海宁县志》卷二物产“苞芦,茎叶如芦,穗外有包,故名。

    棒子:民国《德县志》卷十三:“玉蜀黍,形如捶布棒,名为棒子。”光绪《临朐县志》卷八:“俗呼棒捶,以形似名。”河北《迁安县志》物产:“土人以其形似棒,呼曰棒子。”

    玉蜀黍:民国《莱阳县志》卷二之六:“玉蜀黍,秫之别种,以种来自蜀,其洁如玉,故名。”

    玉秫秫、玉茭茭:山西《寿阳县志》卷一:“玉秫秫,茎叶似秫秫,为实大而有光泽似玉故名。一名玉茭茭,盖秫声之转,而字之僞。”

    玉榴:河南《光山县志约稿》物产志:“玉榴,谓子密如榴也。”

    六谷:《镇海县志》卷三十八:“御麦,俗呼六谷,土人谓五谷之外又一谷也。”民国《象山县志》卷十二:“案,谷当作陆谷,言其大也,亦言陆地之谷也。”

    玉蜀秫:民国《桂平县志》卷十九:“玉蜀黍当作玉蜀秫,黍、秫声近而义异。

    珍珠粟:道光《新昆两县志》卷八物产:“实累累如珠,故名珍珠粟。”

    玉米的名称多而杂,往往使人摸不着头脑,但细细琢磨,仍有规律可循,可弄清其所指的。 

3、秥稻考

     明清时期南方的地方志中,不少府县在讲到水稻品种时,都提到秥稻。但在我国传统的水稻分类中只有秈、稉、穤三类,那末,秥稻是什么?现在的字典、辞典,都未收录此字,《康熙字典》虽收有此字,但只转录了南北朝时梁顾野王《玉篇》,书中说,音“女占切”,义“禾也”,指出它是一种禾谷类植物,但所释简略,难明所指。明代《七修类稾》始有秥为稻类之说,指出它源于占城稻,书中说“宋真宗闻占城稻早,求种分给,故作秥。

    那末,占城稻为什么称秥呢?这是一个名词不断简化过徎。宋真宗时,占城稻在江淮、两浙传播时,开始时都称占城稻,日子一久,人们便开始将它简称为占城,南宋时的《四明志》、《赤城志》、《会嵇志》上都称占城稻为占稻,江西、湖北进一步简称为占,如绍兴时,江南西路安抚制置使李纲在《申省乞旋粜纳晚米状》中说“据洪州申,缘本州管下县,民田多种早占,少种大禾。”文中的早占之占,就是占城稻的简称,这便是一例。

    占的本意是占卜,为了避免占稻和占卜混淆,人们便在占稻之占前面加上米字,以示其为占城稻,于是便出现了粘字。元代郭翼《雪履斋笔记》在记载四川峨眉县水稻品种时说,峨眉县的水稻口种有“青秆粘、紫秆粘、广安粘、盖草粘、柳条粘,……”等同时还列有“红糯、白糯、尖刀糥、芝麻糥,……”等糥稻品种,这一事实说明元代已用粘代占城稻,但粘稻并非糥稻。

    然而,粘字又是黏字的俗字,有人为了“匡俗正误”,又将粘字改成了黏字,黏字又成了占城稻的简化名。明代李时珍已指出用黏代占城稻是错误的,他在《本草纲目》中说占城稻“种自占城国,故谓之占,俗作黏者非矣。”为了摆脱粘、黏的混淆,人们遂将粘字的米旁改成了禾旁,从而出现了秥字,这就是《七修类稿》所用秥字的来由 上面所说的历史说明,秥稻是由占城稻占城秥,局步演变而来的,不同的写法都代表占城稻 ,而且秥不应读Nian 而应读Zhan

    那末秥稻是什么稻种呢?历史上对此都有记载,《宋史食货志》;“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事物纪原》:“粒稍细,耐水旱而成实早,作饭差硬。”是一种粒小、无芒、早熟、性硬能耐水旱的非穤稻种,从“作饭差硬”来看,应是秈稻的一种。《广东新语》说:“黏米似粳,而尖小长身,其种因闽人得於占城。故名占。”更说明秥稻是一种区别于稉稻的秈稻,由于历史上曾将占城稻简化为粘和黏,给人造成了误解,认为是种穤稻。有的地方因此出现了以占称穤的笑话,清代刘宝楠在《释谷》中说:“今江北,凡腴田所生之糥皆称占稻,其米曰占米,则亦称名之失实者也。”至今在农学界对秥稻的来历和性质不甚了解的还大有人在。

    说明弄清秥稻一词的来历和性质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非是单纯的咬文嚼字,同时也说明,对一个事物的起名,或其名称的简化,都要十分郑重,否则就可能造成人为的混乱。 

4、古今农史两“三农”

    三农这个词,是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由于古代也出现和使用过三农这个词,因而有人误认为今日的三农,来源于古代的三农,而且是由古代的三农发展而来的。其实古代的三农和当今的三农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其所以都称三农,完全是偶然的巧合,涵义上并没有内在的联系。

    历史上的三农,文献上有三见,一见于战国时的《周礼》一书,该书的“天官大宰”中有“三农生九谷”记载。汉代郑众注解说:“三农,平地、山、泽也。”郑玄谓三农“原、隰及平地。”二人用词虽异,但所释意义相同,指的是耕作于平原、山区、低湿地的三类不同的农民。这是我国出现最早的三农名词。二见于汉代张衡的《东京赋》:“三农之隙,曜威中原”。指的是春、夏、秋三个农时。三见于清代乾隆时的农书《三农纪》,书中用耕父、老农、牧童三者来代表大田耕作、园圃栽种、家畜饲养,指的是一种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由此可见,历史上的三农,指的只是农业生产或农业经营。当今三农这个名词 ,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特指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及流动人口等。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是核心,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由此可见,当今的三农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和古代的三农相比,它的来源和内容完全不同,因此二者是不能混同的。


[1] 一般认为,玉米是十六世纪中期引入我国的。其所据为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甘肃《平凉府志》,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485页便如是说。但据作者所见,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由御医刘文泰编纂的药典《本草品汇精要》中在说到薏苡仁时,插有一副玉米图,画的是一株玉米植株,顶有雄穗,株干叶间从上到下画有三个果穗,同现在见到的玉米完全一样,估计那时玉米还未取名,因为长的形态和薏苡相似,故将它收在薏苡图中。可见玉米在十六世纪初已传入我国,要比嘉靖三十九年《平凉县志》早半个世纪。但此事还得充分论证,故目前尚难断定。以明代中叶传入我国说比较稳妥。

 

载:《中国科技术语》2009年3期。